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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0年代到90年代，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缺乏内部用地，农村学校规模小，都是打篮球的人相对多。而县城、地级市和各个厂矿的生活区，一方面用地比较充裕，另一方面资金也比乡镇中学多，所以核心运动是足球。我从厂矿生活区到县城中学，一直习惯足球是第一运动，到了大学才发现有地理差异。可以说，当时的足球是一个“夹心层”运动，一直到2010年，中国的运动分布还大致遵循类似的规律。
我1981年出生，从有记忆开始，足球的形状就是黑白花的32面体，当时我觉得天经地义且符合几何规律，后来才知道，这是欧美60-70年代黑白电视的配套产品，不是足球“本来”的样子。只是当时足球符合中小城市的经济水平，也符合中国09-12寸黑白电视机的转播水平，所以固化了我对32面体足球的印象。可以说，我的生活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就被现代的通讯和电子技术深刻影响了。
同时，我的媒体体验还停留在印刷术和无线电技术之间，一切带字的内容，都是稀缺品——除了官方的报纸只能用来糊墙。一切电视节目都值得认真看——除了新闻联播前20分钟，适合用来上厕所。人民虽然缺乏教育，更不懂香农的信息论，但准确判断官方的媒体产品缺乏信息量，需要自己去找有价值的内容。我父亲当时建议我看人民日报，但明确说重点是“大地”副刊，认为可以增加见闻，也提高写作水平。多年以后回头看，这个选择影响巨大。
我父亲当过司机、采购员，85年赶上末班车，以72年老高中生的身份考大学，之后做运输处长、原料处长，经常出差。我母亲先当教师，后来一度在组织部帮忙，要内查外调，每年也有两三次出门。每次出门，我经常请假随行，如果不能去，父母问我想带点什么，首选永远是“买书”。1986年我去父亲上大学的石家庄看望，在省城书店逛了半天时间，把闭架售书的营业员都烦死了。出门的时候，我带着一本《数学司令》，迎面遇到另一个同龄人也端着同一本书看，等不及到家再读。
同样愿意给孩子买书的家庭，在矿山还有十几个——不是因为其他人缺钱。当时矿工的收入普遍高，只要愿意下井挖矿，收入可以超过技术员和中层干部。教师和干部每个月多几块钱的书刊费，并不算明显优势。只是大多数矿工没有文化消费的意识。这十几个家庭的父母，职业基本上都是技术员和教师。多年以后，其中一位家长自己做建筑师，通过我到同济大学请教一个问题。吃饭的时候，他指着我对大学老师说，这些自己考大学离开矿区的，“共同特征，是80年代家里有一个装满的书架”。
一个书架的书不够看，哪怕是交换着看也不够，更不要说其中很多书是50年代印刷的，一半用繁体字。其中相当比例是苏联翻译的科普作品，以至于我至今记得蒸汽机是波尔祖诺夫和瓦特共同发明的，无线电则是亚历山大・斯捷潘诺维奇・波波夫的创意。
补充新鲜知识，邮局的期刊就是最好的途径，除了各家自己定的期刊画报，技术员还会以研究的名义，用公款订一些科普刊物，比如上海版的科学画报。此外，邮局为了吸引新订户，也会每个月更换一些新期刊，放在架子上让人翻阅，这其中必然有我这个读者。
当时的国企，往往是每隔十几年才有重大技术升级，平时利润都上缴，实在没出路了再向上申请资金做改造。所以，一旦生产稳定下来，大多数技术人员的工作量就进入不饱和状态，起码有1/3的自由支配时间。
受过教育的人，闲下来很难接受生活一成不变。所以几乎每个工程师、教师都有自己的创作。工程师会结合工作考虑一些小发明，教师会写一些文章，或者是考察矿区周围的自然资源。但是，信息匮乏，不仅影响了孩子的成长，对这几十个受过教育，见过城市文明的技术人员来说，也是严重的限制。他们很难看到国内外的新技术资料，也远离大型图书馆。
所以，每当他们兴高采烈地投稿，往往发现，自己考虑了好几年的新设计，是别人已经应用的成熟方案；自己写了很久的调查报告，原来还不如上一版的县志详细。至于文科方面的研究，更是缺乏背景资料，在《辞海》要硬充百科全书的年代，大多数创作都变成了“思而不学”的典范。
80年代末90初，八位盗版任天堂游戏机进入矿区，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征服了孩子和成人。我记得很清楚，90年八位机大降价之后，矿区户外上的人立刻少了一半。无论是上山锻炼的成人，还是在体育场上奔跑的孩子，都回到家里拼游戏。孩子们玩动作类游戏，比如魂斗罗，超级玛丽，忍者龙剑谈；成人也沉迷于益智游戏，比如淘金者、象棋。后来出现的高级卡带，比如可以存盘的霸王的大陆，中原之霸者，更是老少咸宜。
同时代很多游戏机是以“学习机”的名义买的。我在上面学了basic语言，很多经验用到后来学C，但更多的学习机功能，比如磁带存储，文档处理，编程计算，反而是一些老工程师在用。可以说，这是他们的第一台个人电脑，虽然简单，却让有想法的技术员如虎添翼。
接下来是90年代中期的中学时代，虽然pc机越来越普及，但从功能来说，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惊喜，最多是提供了方便复制的磁盘（三寸、五寸），帮助一些复杂游戏扩散。但与其同时，中学教师还在钢板上刻印蜡纸，县图书馆还在以20天左右的延误更新几十种期刊，偶尔在工人图书馆里翻出的几本旧书，可能还能提供新鲜的阅读感受。
最典型的例子，是那几年的高考分数。最早开窍的几个大学，比如大连理工，比如华北电力，舍得花小钱在中学教辅杂志上打广告，对于前张雪峰时代的中学生，起到了碾压效果，高考录取分数线起码因此高了20分。
中学期间印象最深的阅读体验，是我向各年级倒卖毕业纪念册，赚了几百块钱，买了湖南出版的《第一推动丛书》和《房龙地理》、《人类的故事》。这些书提供的额外信息量并不是特别大，但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人类的自然科学、人文科学，各自有跨越学科的体系，有横向联系，可以共同推导出一些有效结论。
到此为止，虽然我感觉到世界有微微的加速，但更多的解释为“追赶先进社会”，而不是社会整体的前进。直到1998-2001。
这期间连续发生了几件事。
首先是我到上海读大学，发现图书馆（其实是武东路新生院的分馆），同时提供几百种期刊，其中哪怕是美国出版的，延迟也只有几天。至于书库，虽然老，但已经超出我之前17年所有信息量的平方，几乎我的所有疑问都能从中解答。
其次是全宿舍合力租了一台电脑——现在的人可能想象不到，电脑可以租。当时上海有很多小公司，用租车的思维去出租电脑，自以为几千块的设备，每个月收一两百租金，非常合算。但在电脑快速迭代的时期，5000的电脑，每年的折旧可能就要2000块。我们完全是免费使用。等到1999年底，我再次给另外一个同学出了1500块，合力配了一台最高配置pc，我保持毕业之前的使用权。
第三就是宿舍通过“上海热线”接入了互联网，从911事件开始，习惯在网上看新闻。
这时候门户网站还真的是个“门户”，下面有政治、历史、科幻、科普、政府、地方、性别、感情、经济……各个分项。到三级目录基本就对应各大网站了，我因此看了全国几千个网站，其中几十个会巡回看更新。同时在三四个论坛注册，吵架、聊天、也学习别人的分享。
大概是2001年底或者是2002年初，我在同济瑞安楼听了一堂课，复旦历史地理研究所长葛剑雄来讲。
他说，谭其骧当年带他们的时候，逼他们背下上百万字的东西，为的就是建立基本的知识地图和数据库。这些信息当然可以随时到图书馆查到，但查一次起码2小时。如果你有一个新想法，新解释，可以补充现有理论，你每天最多验证四五次。但如果你背下了足够多的信息（而不仅仅是信息目录），大多数新想法就可以在一分钟内判定成功率，学术效率提高了几十倍。学者和爱好者的分界点就在这里。
然而，葛剑雄强调，俱往矣，你们不要学我。因为现在有电子文档和计算机检索技术，不用一分钟，十几秒就能验证基础数据的合理性。从这时候开始，知识地图比知识库更重要。
就在葛剑雄送别旧时代的同时，又一个新时代开始了——南方周末发了一篇小通讯，建议国人使用google搜索引擎，替代之前的门户网站。这件事说起来有点诡异，网络搜索引擎要通过纸质媒体的自发推广才能成为工具。但当时就是这个局面，我作为南方周末读者，试用一下，立刻就陷进去了，之后20年每天至少搜索20次。有了google加持，自己之前读的每一本书，现在都可以成为追查信息的地址簿。
1998年开始租个人电脑，2002年就开始深度使用搜索引擎。一个新时代刚刚开始就结束了，从这时起，我意识到世界的信息在逐渐汇集、碰撞，产生更多的信息。加速度带来的推背感，第一次可以感知到。
再说另一条线，就在我读大学的同时，老家矿区破产了，蓝领工人茫然失措，而技术阶层各寻生路。凭借国企的资源，凭借同学网提供的机会，大多数都有不错的出路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也凭借拨号软件接入了互联网。
我发现水暖车间主任在2003年就把自己的简历挂到了互联网上，似乎去了唐山工作。基建科长在网上搜索各种新结构，新材料，摸索了承德地区比较合理的尾矿库方案，借着铁矿遍地开花赚了一大笔。还有一个副总工，机械专业出身，在多次挫败之后，终于学着CAD画图，在网上比对先进技术，拿出了一个有独创性的送油器专利，开了自己的工厂。他们也从山沟里的信息孤岛，变成了世界信息网的一部分。
2003年上班之后，世界似乎又在平台上停顿了几年，但也只限于学习方面。我在打工赚钱之余，保持了几年读书——上网验证——写文章吵架的节奏。但生活方面，网购从女性开始压制超市，出版商的顾问看到我的网文就邀我去写书，地方政府企图收购特定的百度贴吧压制负面消息。到了2011年，我凭借网络上攒下的名声，到了观察者网工作，工号11。
我在观察者网做且只做了一件事，就是用搜索引擎。
首先，我带着时间限制不断搜索网页，获取新闻列表，保持自己对新闻场的敏锐度，筛选出过去12小时的重要新闻。
其次，我把其中有拓展性的新闻发给同事，要求他们也用搜索引擎找到相关背景信息，2小时内告诉我，背景信息和新闻本身有什么碰撞，和我列出的其他近期新闻有什么碰撞。同事和我达成共识之后进行文字处理，形成有一定原创性的内容。
第三，原创性的信息不只是发在自己的网站，还要做各种关键词优化，争取被搜索引擎发现，推荐到别人的观看列表，瞬间获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引流。豆农同学最擅长干这个。
三步走下来，几十个人配上三张记者证2个编辑证，真的搭起一个全国性新闻网站的架子。至于说老板在架子上附加其他的意识形态，那是另一回事。意识形态私货遍地都是，能让人说有深度有时效性，才有市场价值。我把刚刚形成几年的经验，用来做了一件有全国影响力的事情，加速度带来的推背感又强了几分。
2011年形成的经验，用了四五年左右，我获取知识的方式再次进入平台期。但生活方面的改变连续不断。智能手机取代砖头机，微信取代QQ，共享单车放大了我的城市探险半径。上海交大和西安交大的校园内部，都出现了无人车，一步一顿，比蜗牛还慢。这期间，我反而是落后生活方式的代表，长期用砖头机，用3g网，用纸币，用QQ。但有一件事还算新鲜，就是玩知乎。
2018年，我弄到一笔投资，自己出来搞工作室，这和我的知乎点赞量第二有不小的关系——但账号随即被封了。我后知后觉地搞微信公众号，大半年只能吸引一些老朋友来看，市场价值聊胜于无。
2019年，老同事建议我做视频，我用嫌弃的眼神看他，说那玩意信息量太低，占用的流量太多，不适合做严肃内容……但我现在赚不到钱，权且一试。
第一期就做了几十万的流量，相当于微信公众号20天……
做了差不多20期视频，我发现，互联网渗入中国，和熟人社会解体，时间上完全重合。2001年开始的网游热潮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弥补年轻人离开家乡的孤独感。在一个陌生人社会，信息很重要，但可靠的信息更重要。如果你不敢用脸做担保，不敢保持合订本，不在评论区以真人身份互动，再严肃的内容，听起来也像是诈骗信息。于是，我回头把之前的20期都加上编号和日期，从每周两次更新改为三次，一直做到了1000多期。
这里我摘抄几段睡前消息早期的内容：
2019年8月20日第12期
有这么多假AI，恰恰说明真AI还不能取代普通人的工作，还不会一下子消灭简单劳动力的价值，我们还有几年时间来适应未来。
2020年1月3日第61期
今后20年，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每年都要消灭上千个简单劳动力职位，没有技术的劳动力很快就要下岗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底层被教育抛弃的人口不是联合起来反社会，制造类似于香港的问题，就是被贩毒集团个别说服，变成犯罪预备队。所以我过去一年不断强调要搞社会化抚养，把父母承担不了的教育和抚养工作接过来，避免20年后出现明显的社会割裂。
事实证明，未来来得比预想要快。最近几年，除了AI发展再次狠踩了一脚油门，还有乙肝的治愈，给我来了一个双重加速。但我并没有额外的惊奇感，因为我从2011年就确信，世界在进行变加速运动。稍微回顾自己的生活史之后，我发现，加速度的累积还要更早，至少从20世纪后期已经开始了。当小镇工程师第一次用磁盘交流自己创意的时候，当我把自己的见闻第一次发在留言板上得到回复的时候，加速度的提升已经不可逆转。后来的AI，生物制药，可回收火箭，只是20世纪末信息汇集的必然结果。奇点如果存在，我希望把他放在1980年代之前。
虽然指数曲线并没有数学意义上的拐点，但在特定的坐标系单位下，的确可以看到曲线超过某个斜率为1的点之后，趋势就一泻千里（还是用原来的坐标系单位）。我的人生只有几十年，计量单位足够小，所以自己归纳出了信息时代的转折。但几十年时间又足够长，让我能充分回顾起飞之前的阶段，从而发现加速度不是从拐点才开始蓄积的。自从1986年从少年科学画报上读到计算机联网概念开始，40年来，我一直生活在（广义的）信息年代。
回顾这40年的生涯，我觉得自己还算幸运。大多数时候，我对新事物的变化比较迟钝，甚至称得上保守。我曾经反对观察者网集中精力搞微信公众号，也拒绝过老同事让我做视频的邀请。2016年，我的手机还停留在3g时代，为此让李希光大吃一惊——你真的负责观察者网的内容吗？
但是，每次大的浪潮，我居然都莫名其妙地赶上了。比如说1998年租的电脑，1999年合股买了电脑接入宽带，2001年到天涯，2005年认定互联网可以发严肃的长篇内容，2011年到观察者网，2014年玩知乎，2019年做视频。这一次AI革命，我希望自己不要被甩掉，但就算甩掉也不亏，毕竟没人能一直站在浪尖上。
接上一条，最近几天和AI聊天，让AI检查自己的历史框架，初步验证了一个直觉——农业时代以来，不存在“绝对的稳定”。
一般来说，父辈对战乱、饥荒和自然灾害的记忆，至少持续两代人，才会被淡忘。而一个人对未来的稳定期许，至少要持续到孙辈，才算有意义。也就是说，持续5代人，没有战争，没有灾害，也没有生态危机或者经济变革的社会，才能让平民相信“世道从来如此”，而且确实能得到现实验证。
采集游猎时代当然有十几代甚至几十代的稳定，但从各区域的远古族群迁徙来看，20代也是极限了。人类如果不频繁迁徙，不相互给压力，不可能在几万年内扩展到整个地球。
一旦进入农业社会，上面说的“绝对稳定”感受，最多也就是出现过五六次，比较有把握的，包括罗马和平时期的地中海，日本江湖幕府的中后期，以及埃及古王国12王朝。中国的明清各自有一个稳定阶段，但五代人勉勉强强。甚至连早期变动缓慢的两河城邦、伊朗高原文明，都做不到5代人的“永恒感”。
所以哪怕是平民，也不会真的以为“历史就这样终结”。统治集团保存了更多的档案，看到更多的危机，会更早地发出“盛世危言”。
近代以来，稳定周期压缩到一代人左右。任何我们能想到的生活方式，代表性阶段最多持续40年。比如说现代文化娱乐和工业城市的结合，在英国19世纪中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40多年。美国从1848年淘金潮开始的全民拓荒也是40年左右。后来美国打赢了二战，欧洲搞了欧盟，也做不到30年太平日子。至于说中国人第一次全面观察美国看到的CNN、超市、信用卡、计算机产业、甚至感恩节大购物，也是美国人刚刚熟悉的东西。
总而言之，技术变革和内部矛盾积累，一定会在一代人内，摧毁人类熟悉的生活。可以说，自从人类发明农业，就始终处于变动之中。上一条说的信息时代，只是以上变革进行“加加速运动”的必然结果。
无所谓稳定，那就只能一路向前。这样说来，技术奇点甚至要从人类发明投石器算起，因为有投掷能力的人类必然会占据全世界的猎场，导致人口过剩，在大陆中心催生出农业。有了农业之后，人类不一定有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，但肯定无路可退。农业土层剥蚀速度至少是自然风化的十倍，从（文明）历史的第一天开始，人类唯一的生路，就是把指数曲线走到底。
睡前再接一条，因为我想到自己为什么要写这几千字了——刘欢去世。
刘欢出道，是中国人普遍能看电视的起点，刘欢去世，是中国人普遍抛弃电视的时代。这40年，就是中国仅有的全面传统媒体时代——中心化发布和熟人社会交流阶段。这40年也是中华民族在文化意义上出现的年代。
40年沧海桑田，看似是当代社会的特色，实际上是工业革命以来的必然。就算放在农业社会，也不算太突兀。文明从出现的那一天开始，就是动态平衡。